生平概況
江蘇省王棟，字秉鈞，1906年10月24日出生於江蘇省崇明縣（現屬上海市）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他在青少年時代，受同鄉名士張騫的影響，主張實業救國，產生了對農學的興趣。1918—1923年在南通甲種農校及高級農科中學學習。1923—1927年於南通農科大學學習。畢業後，以優異成績留校擔任助教。1929年在上海國定稅則委員會工作，他主要擔任收集國內外農產運銷情況工作，以供制定稅則參考。在工作中，他看到了社會深層的腐朽現象，更促使他發奮科學救國的決心。1937年考取第五屆庚子賠款留英公費生，赴英國學習。出國前，他專程往山東、河北、察哈爾、山西等地考察了農牧業。
1937年秋到英國，進入愛丁堡大學農學院學習。按照英國當時大學教育的學制規定，申請者須通過5門普通教育證書考試科目後，於每年9月1日至12月15日向大學入學委員會提出次年入學許可的申請。王棟1938年順利獲得了畜牧學證書。並在凱納爾及史密斯兩位教授指導下從事牧草栽培及利用的研究。於1940年完成學位論文，獲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牧草中胡蘿蔔素含量的研究”，深受學術界好評，並發表於世界著名刊物《英國農業科學雜誌》上。1941年春王棟先後到英國劍橋大學、里丁大學、阿百丁大學及其他研究單位參觀學習，廣泛吸收國外先進經驗，為回國工作作好準備。
1941年，正處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國際環境十分緊張。這時中國抗日戰爭已經5年，大片國土淪喪，祖國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王棟懷著對祖國的無比眷戀的赤子之心，於1941年底毅然回國。1942年春，他在貴陽的貴州農工學院任教授兼教務主任。同年秋到西北農學院任教授兼畜牧系主任。
日本投降後，王棟於1946年受聘前往南京任中央大學畜牧獸醫系教授兼系主任，1947年應中央畜牧實驗所邀請兼任該所特約研究員和營養系主任，併兼任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江蘇分署專門委員會委員。但當他看到國民政府的善後救濟部門，不能開展任何有實際意義的工作時，憤然辭去、潛心於學術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王棟任南京大學教授，南京農學院教授兼畜牧獸醫系主任，全身投入草原科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他除了完成繁重的教學和系務工作外，還充分利用假期深入農村、牧區進行調查研究，在學術上取得了具有時代意義的成就。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於他積勞成疾，身患癌症，不幸於1957年5月5日於上海逝世，終年51歲。
草原科學
《草業學報》這個辛勤著作的軌跡，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博大精深的科學家的恢宏風貌。
這一切都是圍繞他一個明確的學術思想。他認為“草原管理的對象，一方面是牧畜，一方面是牧草。對於牧草的管理，目的在生產量多而品質優良的草料以飼養家畜。對於牧畜的管理，目的在適當地利用草料，飼養較多的牲畜。但同時必須顧及到草原生產力的維持與提高，這樣畜產品才能源源生產，而草原也能永續利用，不至耗竭。草原管理學所敘述的就是怎樣改進草原提高其生產力，怎樣適當地利用草料飼養牲畜，在保持並提高草原生產力的原則下，希望能獲得最高額的畜產品。”王棟對草原與環境的關係，也有精闢的闡述，他指出：“草原的形成受風土的影響，故風土的情況足以改變草原，同時草原的盛衰亦足以影響風土。”“草原的利用管理不僅要適應自然環境，亦與社會情形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蓋因草原的利用管理視牧場的經營目標定其內容，而牧場的經營目標又視社會情形定其重點。”把土、草、畜及環境（風土）作為一個整體考慮，這已是草地農業生態系統的萌芽。這在當時是學術界的前沿思想。為了探索這個複雜的農業生態系統，他研究了農畜的營養學，並達到精湛的水平，他所著的《動物營養學》，直到現在仍有重要價值，同時還沒有可以取代的著作問世。隨著營養學原理的具體套用，他又涉足入家畜飼養科學領域的研究。當時世界流行的莫爾遜飼養標準，以總消化養分（ＴＤＮ）為指標，王棟認為其中有些養分以甲烷等氣體及尿液的形式排出體外，總消化養分系統不盡合理，因而制訂了以代謝能（ＭＥ）為指標的王氏飼養標準。為了使營養學原理在生產中便於套用，他還創造了碳水化合物與脂肪分解百分比的“王氏查對圖”，可以根據呼吸商很方便地查出脂肪與碳水化合物的分解量。與此同時，還發明了配合農畜日糧用的“配料標尺”和“配料盤”。這是以後許多同類方法的濫觴。
他認為“牧草是農畜最主要、最優美、最經濟的飼料”。在大量研究工作和資料蒐集工作的基礎上，先後寫了《牧草學通論》與《牧草學各論》兩本巨著。從出版至今已40年了，從規模上，構思上也還沒有可以取代它的同類著作問世。直到1989年才由他的學生們將《牧草學各論》修訂再版，而40年前出版的《牧草學通論》仍然為專業人員所珍愛。
他不停頓地沿著農業生產的實際和科學發展的道路前進。他把牧草和家畜與大農業緊密聯繫起來。在《牧草學通論》上冊的扉頁上標明“肉皆是草”，下冊的扉頁上則更進一步標明“無草，無牛；無牛，無糞；無糞，無農作”。從本質上他看到了草業、畜牧業、種植業是作為一個系統而存在的。為此，他研究了這個系統，並寫出了《草田輪作的理論與實施》這一專著。這不僅是他對大農業的概念從一個側面作了闡述，更重要的是表達了他為植物生產與動物生產這兩個農業部門之間加強聯繫的執著追求。
在上述學術思想指導之下，他率領他的科研集體，常年紮根於生產第一線，為解決生產中的問題盡心盡力。他在陝西武功，西北農學院任教時，利用當時艱難的工作條件，製作了中國的黃土高原上的第一窖青貯。以後到炎熱、潮濕的南京，又作了玉米青貯，野草青貯，苜蓿青貯和水生植物的青貯試驗，並認真地分析了化學成分，進行飼養試驗。因經費很少，這些工作都是儘可能利用當時當地的條件而進行的。例如玉米青貯，是挖半地下式壕溝，人力鍘碎，一層層填入壕中，一層層用腳踩實，然後用土掩埋。這種繁重的體力勞動，他總是親自到場指導，參加操作。有時材料不夠分組和重複，他就指導助手用缸作容器。記得最困難的一次，作浮萍青貯，是分組裝罐作實驗的。
他曾經深入蘇北鹽城一帶，調查飼料資源，在此基礎上進行了“鹽蒿籽餅餵豬試驗”，“糠粉的飼用價值的研究”等研究工作。
雞腳草與此同時，還利用假期，在甘肅、內蒙等地組織草原科學考察。在他的指導下，由他的學生分別寫出“皇城灘大馬營草原調查報告”及“錫林郭勒盟主要牧草的研究”等中國草原專業的第一代的調查、研究報告。
在整個40年代，全國動盪不定。這時教育經費不但少，而且朝不保夕，更談不上有什麼研究設備。多數教師除了教課以外，已難以進行研究工作。而王棟在這種困難條件下，卻仍然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和條件，作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記得作牧草化學成分的分析，連烘箱都沒有，他就自己畫圖，請白鐵匠用馬口鐵作了一個夾層烘箱，夾層中注水，下邊燒木碳或電爐，靠熱水在箱內循環，保持大約98℃的溫度，這樣把樣品烘乾。用的天平、顯微鏡，都是抗日戰爭以前的舊物。跟著學校流亡到重慶又返回南京。當他制訂王氏飼養標準時，整天嘩嘩地搖動一台手搖計算機。他用的稿紙是土黃色的毛邊紙，這種紙需用毛筆寫，即使數學公式，化學反應式和英文，也是用毛筆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生活安定了，但條件還沒有來得及改善。他擔任系主任，更忙了。就是在那樣的條件下，居然每年出一本書，當時大家難以理解。現在認識到，應歸功於他有一個博大、恢宏的學術構思和遠大理想。
王棟這樣淵博的科學素養，卓越的科學成就，作為中國草原科學的拓荒者和奠基人是當之無愧的。
教學育人
王棟畢生從事草原科學的教學工作，不僅為新中國的草原科學創建了最初的基本教材，還培養了這個學科領域的第一代專家，如今他們都是本學科的學術帶頭人。
理論聯繫實際，是王棟教學工作的特色。在解放前，他就儘可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作農村調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廣大的農村牧區更為他提供了廣闊的天地。
1951年夏他應西北畜牧獸醫學院邀請，來蘭州講授牧草學及草原管理學，隨後又受西北畜牧部委託，組織草原調查團，率領西北畜牧獸醫學院師生30餘人，在山丹大馬營和肅南皇城灘進行草原調查，並由他指導撰寫出《皇城灘——大馬營草原調查報告》。1952年夏他已應約去西北講學，當農業部約他參加錫林郭勒盟畜牧調查團時，他不辭勞苦，於完成教學任務後，立即帶領助手梁祖鐸和研究生許令妊二人背著行李，前往錫林郭勒盟，然後再從錫林郭勒盟轉赴西北。解放初期，交通阻隔，去錫林郭勒盟種畜場須由張家口至西蘇旗，再橫穿錫林郭勒盟大草原，才能至貝子廟（今錫林浩特），他婉言謝絕地方政府安排的專車，堅持第二天搭乘去錫林郭勒盟的大卡車成行。千里迢迢、風餐露宿，不以為苦。在錫林郭勒盟種畜場一個月，他踏遍了種畜場的山山水水、草地沙丘，未曾一日間斷。從錫林郭勒盟趕赴西北時，他坐在拉羊毛的大卡車上，長途顛簸，從不因為自己是知名學者而要特殊照顧。
不論在農村、牧區，還是大學校園內，一切實習實驗工作，他都與師生一同去作，測定產量、採集標本，在試驗區內的整地、播種、田間觀察，以及實驗室內的儀器安裝、操作，都親自指導、示範。這種身體力行的新作風，在當時是很少見的。
王棟的課堂講授更是自成一格。學識淵博，備課認真，講稿親自用毛筆書寫，井井有條，極為工整。為了把課講好，他親自繪圖制表。他的板書整潔，講授速度適中，邏輯嚴密，論述全面，重點突出，娓娓而談如數家珍。聽他的課是一種智慧和知識引導，如飲甘泉，是一種美的享受。但必須十分專注，因為一句沒用話也沒有，令人有稍縱即逝的感覺。有一次他在講牧草在水土保持上的作用時，曾引用左宗棠詩：“大將籌邊未肯還，湖湘健兒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出玉關”。他說玉門關外一片沙漠，雖到春天，仍無綠意，故古人有“春風不渡玉門關”之句。如能提倡種草，防風固砂，則將會一片春風出玉關，而非左氏僅於道旁種柳，只迎得一線春風出玉關了。至今尤感貼切，發人深省。
漢隸他虛懷若谷，博採眾長，在《牧草學各論》寫成以後，他請梁祖鐸先生統校全稿，梁先生是個細心而又認真的人，邊校閱邊在稿上批註，或口頭提出意見，他都認真聽取，認真修改。他對於教材內容，從不馬虎。他寫的書在30多年以後看來，還有強大生命力。
他對後生的關懷是無微不至的。1950年我向他告別，到蘭州工作時，為了我未來的工作，他經過深思熟慮，用蒼勁的漢隸寫了一幅九十六字的長軸送我，那是當前草原工作的“綱要”，意指我今後應注意的學術方向。另外，寫了一副對聯，意義深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與牛羊同居、與鹿豕同游。”這幾件墨寶都已毀於“文革”之中，但因曾長期掛在牆上，朝夕相對，已經深深印入我的心中，不可磨滅了。
為人楷模
凡是與王棟交往過的人，無不為他的敦厚、博大、思維敏捷、學識淵博、作風嚴謹所折服。
他的音容經常出現在我的心中。給人以完美無缺，恰如其分，令人尊敬的長者風貌。他講話的聲音柔和、平靜，語言簡潔，精練。即使對社會的腐敗現象，深惡痛絕，有時也說幾句批評的話，語言很重，但並不激昂，譬如他常說“真是該死！”“豈有此理！”，在這平穩的語調中蘊藏著深深地憤慨。廖廖數語，又去埋頭工作了，令人感覺對於他所批評的對象是些不傑之物，說多了，說者和聽者都會受到污染，他不屑多說。有時也對某些人和事表示不滿，那就溫和多了。從來不見他疾顏厲色，大聲呵叱。
使我難忘的是1948年底至1949年初，那時解放軍已經到達江北，隆隆炮聲經常傳入校園，但王棟還是衣履整潔，提著慣用的黑皮包，準時上下班。聚精會神地工作如常。他桌面總是乾乾淨淨，把正在作的工作，經常帶在身邊，上班時帶來，打開皮包就工作，下班時，裝好皮包就走。很少見他在辦公時間閒坐幾分鐘。他的工作，像他走路一樣，步履穩健，滿懷信心地，不間斷地奔向自己的目標。
王棟不但在科學研究方面披荊斬棘，帶領青年人一同實幹，為後生作出了榜樣，在文獻工作方面也給後學以卓有成效的指導。我在隨他進修期間，他給我開了一個精選的，但是頗為龐大的書單，命我逐一精讀，並布置讀過的書和主要文章，都作讀書筆記。英文資料作英文筆記，中文資料作中文筆記。對這些數量可觀的筆記，他不僅逐一審閱，還有時抽問一些問題，了解我的理解程度，往往就此展開討論，給人以啟迪。這一訓練使我在較短的時間內了解了草原科學的梗概和動態，養成明確把握所讀資料的主旨思想的習慣，從而較易聯繫自己的工作實際，加以運用，使我終生受益匪淺。
他善詩詞，工漢隸，熟悉中外史實。文採過人而風貌樸質，因此他對後人教育往往是言簡意賅，韻味無窮。當他的子女考試結束或什麼重大節日時，常常寫一幅字，懸掛牆上，使起居薰陶其間。
他侍母至孝，每年暑假必陪母親回崇明老家或上海弟弟家小住。1956年初他已覺有病，但直到1956年底母親去世，他才入院檢查治療自己的病，但已為時過晚。
王棟把自己的一生置於草原科學的宏偉結構之中，並為追求草原科學的不斷完善貢獻終生。當他病危時，我從蘭州到上海華東醫院去看他。他把新出版的《牧草學各論》題字送我，並囑咐我今後對這本書繼續修訂。他還談了他對中國草原學界的希望。他盼望有一天，能在大學裡辦草原專業，還希望中國能有一個草原研究所，出版一份草原專業雜誌。對於自己的病則談得不多，對他所患的不治之症泰然處之，談笑自若，不改常態。我離開上海不久，他就與世長辭了。我想他是帶著這一系列新的構想離開他所作出了貢獻的這個世界的。
可以告慰於先師的，這些構想在他去世後的這30多年中，儘管經過了風風雨雨，畢竟都已實現了。而且在開放、改革的新形勢下已經漸入佳境。
人物簡歷
《牧草學通論》1918—1923年 於南通甲種農校及高級農科中學學習。
1923—1927年 於南通農科大學學習，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
1929年 於上海國定稅則委員會工作。
1937-1940年 公費留英，獲愛丁堡大學博士學位。
1942年 任貴州農工學院教授兼教務主任，同年秋任西北農學院教授兼畜牧系主任。
1946—1949年 在南京任中央大學畜牧獸醫系教授兼系主任，兼中央畜牧實驗所研究員、營養系主任。
1949—1957年 任南京大學、南京農學院（南京農業大學前身）教授，兼畜牧獸醫系主任。
1957年5月5日 逝世於南京。
主要論著
1 王棟．牧草學通論．南京畜牧獸醫圖書出版社，1950．
2 王棟．動物營養學．商務印書館，1951．
3 王棟．草原管理學．南京畜牧獸醫圖書出版社，1955．
4 王棟．牧草學各論．南京畜牧獸醫圖書出版社，1956．
